章七十 (第8/13页)

巡按御史同审。

    对判刑不当的下级官吏，过失误判者姑且不问罪，有关受贿徇私者依法论处。

    成化元年，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现象又奏请恢复正统年间的做法。

    刑部讨论认为国内各方正多事，没有实行。

    八年，皇帝派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分别会同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员复审，向他们颁赐敕书郑重遣行。

    十二年，大学士商辖说：“自从八年派官详审到现在，已经五年时间了，请求重新按会审方法办。”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    到十七年，确定在北京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。

    大审之年皇帝派遣刑部和大理寺官员分行天下，会同巡按御史办案。

    于是恤刑者所到之处，释放和判决遣送的人很多。

    嘉靖四十三年制定获取赃物不到一百两银子，没有财产的罪人免于监督追赔。

    万历四年，下令杂犯死罪的准予碱服五年苦役，及两次犯苦役刑律总共应服四年苦役的，各减刑一年，其它苦役流放罪均予减等。

    这些都由恤刑官奏请确定，得以活命和保全的囚犯更多了。

    当初，在正统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和员外郎陆瑜审查南、北直隶省的囚犯，犯罪的五品以下的文职人员，允许拘押审讯。

    嘉靖年间制度，审录官在一省的工作完成后，将前后所奏的案子总计起来，依皇帝批准或改驳数量的多寡，对官员进行通考。

    改驳数量多的听候弹劾。

    所以恤刑官的权力很大，而责任也不轻。

    这就是京城内外法司审录的大概情况。

    凡是刑部审讯发配的罪囚，办案官员不问罪名轻重，把所有审讯的罪人按南北籍贯分类，送到山东司，呈报部堂转奏皇帝，叫做岁报。

    每月把监狱襄的现监人数上奏，叫做月报。

    罚做工、运炭等劳役的罪犯，每隔五天一批开具名单押送到工科，填写精微册，月终时分成六类一一上报。

    所有法官审讯囚犯，都有成法可依，提人出来调查事实，必定要持精细批文。

    京城以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法，必须禀奏皇帝请旨，不得擅自抓捕问罪。

    属于八议的案子，封好材料上奏。

    民间的诉讼，如果不是通政司转达到刑部的，则刑部不得审理。

    诬告者以其诬告的罪行判罪，越级上诉者笞责，擎登闻鼓冤情不实者杖责。

    诬告原审判官，必须核实后纔能逮捕审讯。

    至于罪囚判刑发配，有固定日期，刑具有指定种类，停刑期有固定月日，检验尸体和伤残有定法，体恤审录囚犯有定规，罪囚家财应没收充公的也有定物，只有复仇犯罪的没有明文规定。

    弘治元年，刑部尚书何乔新进言：“按照旧制，提讯犯人，犯人所在的主管官吏必须检查精细批文，与信符上的记号相合，然后纔能发遣。

    这是祖宗防微杜渐的深切用心。

    近来京城内外监狱提审犯人，祇凭刑科签发的驾帖，既不用信符，真假难辨。

    坏人假造诏命，怎么拒绝？请求还是像过去那样出示批文。”皇帝说：“这是祖宗旧例，不可废除。”下令恢复实行旧制。

    然而锦衣旗军校官到监狱提审犯人，一般只持有驾帖。

    嘉靖元年，锦衣卫干户白寿等持驾帖到刑科，给事中刘济说应当将御批原本送刑科，纔能弄清楚是什么事。

    两人争执不下一起陈述，皇上命令查检成化、弘治年间的事例报上去。

    刘济又说，从天顺开始就有此例了。

    皇帝听取了白寿的说法，责成刘济用书状对答此享，不过也没有问他的罪。

    天启时，魏忠贤用驾帖提审周顺昌等人，终于激起了苏州之变。

    南北两京畿判决罪犯，也必须验明精细批文。

    嘉靖二十一年，恤刑主事戴椴、昊元璧、吕颐等人因出行太急，忘记将信符与内号相验，到了监狱，信符与原来的给地方官符号不合，被巡按御史所纠举，交纳赎罪金纔返任原职。

    成化年问，六品以下的官员犯罪，巡按御史就命令府官提审。

    陕西巡抚项忠说：“祖宗的制度，京城以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，刑官必须上奏皇帝，不得擅自抓捕审问。

    现在巡按御史随便提审六品官，和法律的精神大不相合。

    应当将这种案子上奏朝廷，再命令御史、按察司提审纔是。”皇帝将奏议下发刑部讨论，采纳了项忠的意见。

    凡是属于八议的案子，将材料密封上奏请旨，祇有十恶不赦之罪除外。

    属官被上司无理欺侮虐待，也可以密封材料直接上奏。

    军官犯罪，都督府上奏请旨。

    各衙门有牵涉军官的案件及检举军官不法行为的，都用密封材料上奏，不得擅自抓捕审问。

    嘉靖时期，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传檄府县，凡是法司要追问提审人犯，不能立即发遣。

    尚书郑晓考察先例，民间诉讼案件如果不是通政司转达的，不得审理。

    而各有关部门有应审讯的罪人，必须送到刑部，互不侵扰。

    郑晓就说：“刑部追迫提取犯人，县府不应推却。

    郑存仁违反制度，应当问罪。”郑存仁亦坚持自下而上的法律，说郑晓在欺骗君上。

    皇帝因而下令，在外地的听命于有关部门，在京城的听命于刑部。

    然而自从郑晓离职以后，民间的诉讼案件，五城的御史自己就受理了，不再遵从祖制。

    洪武时期，有人告发他人谋反而经调查不符合事实，刑部提议应当抵罪。

    皇帝以此事咨询秦裕伯。

    秦裕伯说：“元朝时这种罪只杖责一百下，这是为了广开告发之路。”皇帝说：“jianian邪之徒不抵罪，被诬陷的好人就多了。

    从今以后，告人谋反而不合事实的，抵罪。”学正孙询揭发税使孙必贵为胡党，又揭发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，这是诽谤嘲弄朝廷。

    皇帝认为告发他人隐私非儒者所为，搁置不问。

    永乐年间制定法规，诬告三四入者处以杖刑判徒役，诬告五六人者流放三千里，诬告十人以上凌迟处死，家属移徙荒蛮地区。

    洪武末年，小民多越级到京城上诉，等事实调查出来，又往往不符，于是严格越级上诉的禁令。

    下令由老人处理一乡的争讼，会同里胥进行裁决，严重的问题纔禀告官府。

    但是仍然不能制止，越级上诉的越来越多。

    于是用严刑重